80后、90后对“流氓罪”可能不太熟悉，但对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来说，这个罪名一定非常熟悉。上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严打”行动，流氓罪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严打行动从1983年开始，到1987年1月逐渐结束。在这段时间里，至少有上百万人被逮捕和判刑。那时党中央提出的方针是“从重从快，一网打尽”，民间甚至流传着一句极具象征性的口号：“可抓可不抓，坚决要抓；可判可不判，坚决要判；可杀可不杀，坚决要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四十年》一书的记载，在1984年10月31日的《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第一战役总结和第二战役部署的报告》中提到，仅在第一战役中，便有超过86万人被判刑，2.4万人被判死刑。而“流氓分子”正是这一期间严打的主要目标之一。
那么，什么是“流氓罪”呢？
“流氓罪”这个罪名是在1979年《刑法》颁布时正式出现的，其本意便是打击各种“流氓行为”。法律中对流氓行为的定义包括聚众斗殴、寻衅滋事和侮辱妇女等具体行为。为了防止出现无法覆盖的其他流氓行为，立法者特意加入了一条广泛的“兜底条款”——“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这条条款使得流氓罪成为一个“口袋罪”，在实际运用中，它的适用范围逐渐扩展，很多本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也被认定为流氓行为，甚至因此定罪量刑。
特别是在1983年“严打”期间，流氓罪的适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性。那些当时不被社会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或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行为，也被当作流氓行为进行打击并加以惩罚。比如一些本应是道德范畴的问题，甚至生活习惯上的小问题，都会因为这一罪名受到严厉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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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罪的“兴起”
1979年，《刑法》的出台标志着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个重要法制发展。而在那时，中国经济疲弱，社会动荡，尤其是大量青年失业，导致了社会犯罪率的急剧上升。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恶性刑事案件频发，许多震惊全国的大案频频发生。特别是1983年发生的“二王”案件，更是引起了全国范围的恐慌。
案件的经过也引发了中央的关注：1983年，沈阳的王姓兄弟因盗窃而杀人，之后逃窜至全国各地，并在逃亡过程中接连制造多起命案，令各地民众惶恐不安。直到9月18日，他们才在江西广昌被抓获。此类恶性案件的增加，促使中央政府下决心采取强力的打击措施，以恢复社会秩序、提高民众的安全感，并吸引外资。1983年，“严打”行动由此全面展开。
流氓罪的宽泛性让它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广泛适用的法条，尤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还提高了流氓罪的量刑幅度，将最高刑期从7年以上有期徒刑直接提高到死刑，目的是严厉打击各类“流氓行为”。
流氓罪的废止
然而，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流氓罪的宽泛性在最初的“严打”行动中确实取得了显著效果，迅速有效地惩治了大量犯罪分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罪名的广泛适用和模糊界定开始暴露出严重的问题。许多并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也被错误地认定为流氓罪，甚至给社会带来了不小的恐慌。
例如，河北一男子因为偷看女厕所两次，竟然被判处死缓；北京一男子在街头摸了外国女子的胸部，也被判处死刑；西安一女子与他人聚会跳舞被判处死刑。这类事件层出不穷，流氓罪的“滥用”逐渐引发了社会的不安，甚至让学者们对这一罪名提出了严厉批评。
随着法制建设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流氓罪的弊端愈发明显，逐渐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对法律的需求。最终，1997年新《刑法》的颁布标志着流氓罪的彻底废止。流氓罪的内容被细化成了聚众斗殴、聚众淫乱、寻衅滋事等更为具体的罪名，彻底消除了“口袋罪”的模糊性。
结语
流氓罪的短暂历史，虽然为打击犯罪和维护社会治安作出了巨大贡献，但也带来了不少问题。我们很难以今天的标准去评判当时的做法对与错，但可以肯定的是，流氓罪的变迁见证了中国法治的不断进步，也提醒我们，法律必须与时俱进，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的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