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鸝，三十多歲，健聽人
李鸝是健聽人，來自一個普通家庭：一父一母；妹妹叫李菁，是弱聽人。
妹妹李菁，自小受父親的悉心培育，會考拿到二十多分，上過報紙，被冠名「聽障女狀元」，之後她去了美國留學，然後在香港的大學本科畢業。她的經歷，無論怎樣看，都是一個「打破障礙，積極人生」的成功例子。
可是二零零八年，李菁自殺，這件大事影響了李鸝一家的生命，大家悲痛之餘，都大惑不解：這樣奮鬥了一生，剛出了成果，原來這樣不快樂？究竟是甚麼出了問題？李鸝自言，妹妹自殺前，她一點都不了解聾人，但妹妹離世，使她明白「聽障人士」面對的壓迫，她便下定決心，跟一些有心的朋友合作，創辦了一個聾人組織，一直運作至今。
她不打手語 只懂講話
二零零七年，我仍在香港中文大學當研究員，那時上班最期待的就是午飯時間，因為一群聾人同事總會浩浩蕩蕩地走到附近的美食廣場吃飯，堅持十多人圍坐在一起。我們打手語，所以從那人聲沸沸的空間看來，那廿多隻在空中比劃的手顯得蠻觸目的。
李菁是在那個時候加入我們的研究中心。她是弱聽人，從小不打手語，只懂講話。聽說她學歷不錯，是嶺南大學的畢業生，也好像到過美國留學，但其他一切就很模糊了。她是兼職員工，沉實內向，我連她負責甚麼工作都不知道。
她學起手語來，表情和手指都有點僵硬，跟她講話嗎？看着她吃力地讀你的唇又有點難受。所以若我不得已要跟她溝通的話，折衷方法是邊打手語邊說話。
有天中午，跟她一同去吃飯，人頭湧湧，嘈雜聲充斥着美食廣場，還能聽到嗡嗡的空洞回音，戴着助聽器的她邊咬豬扒，邊憨憨地跟我笑說：「這麼吵，我也能聽到你們說話，很厲害吧？」
在聾人的世界，手語是最主要的語言，「你耳朵能聽到多少」從來不是甚麼重點，更不會有聾人朋友因此而「自豪」。當時聽到李菁說這話，覺得像魚骨頭卡在喉嚨裏，想說些甚麼又說不出來。我怔了一怔，轉過頭，又繼續談別的話題。
當時，我並不知道李菁的背景。原來，她小學就讀主流學校，中學是讀官立學校的弱聽班。爸爸非常重視她的教育，學業成績一直名列前茅，中五會考拿了二A二B，她精通象棋，在國際賽拿過很多獎項。
大學畢業後，她在政府做過一陣子會計，便毅然把工作辭掉，希望尋找更好的機會。怎知，自此她求職一直碰釘，在加入中文大學前，原來她已失業超過三年。
畢業卻掉入無底洞
二零零七年，我在中文大學見到的李菁──二十六歲，架著厚厚的眼鏡，短短的頭髮上頂著一頂鴨舌帽，走路老是低着頭。你跟她說話，她會微微地邊講邊笑，但你強烈地感受到她其實不擅於與人溝通，表情和對答都有點錯位，有點牽強，而且在辦公室裏總像是不知何處安身似的，跟其他聾人同事所熟習的行為舉止大相逕庭。
可是我們不知道的是，那時的李菁，因為種種擾人的壓力，情緒一直低落，已在精神崩潰的邊緣──不，據她的遺書說，早在讀中學時，她已因為同學的嘲笑和功課壓力而萌生自殺念頭，一直到了大學畢業，情況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失業或許是她另一個低潮，但似乎她整個生命都像被吸進一片風光背後的憂鬱深潭。
她進了中文大學，開始接觸聾人世界和手語後，衝撃便更大了。她突然發現世上另有一群跟她一樣的人類，但卻是這樣熱烈地擁抱自己聾人的身份。她一直認為自己「聽得不錯，很厲害」，而聾人朋友卻連助聽器都不願戴。原來在他們看來，這個無聲世界根本沒有甚麼不妥。
李菁自殺後，我不斷看到報紙上有人談論聾人在社會上遇到的歧視和壓迫。聾人「被迫接受主流教育」的弊病、「推動使用手語」，急切需要支援「殘障學童」等等，重複出現。李菁生前那一段失業的經歷當然也少不了，報道均細述她生前努力不懈，奮發圖強，可是社會一直不給予平等機會，說「僱主因為聾人不能聽電話而拒絕聘用」，還讀到一個網誌，上面寫：「我們應對殘疾人士抱尊重的態度，一同建設無障礙的共融城市」。
在這麼一大堆鋪天蓋地的報導、評論下，讀着讀着，我不禁納罕：難道「學有所成」和「拿獎」是李菁這個人唯一值得留意的地方？這個講法背後埋藏了甚麼社會的標準？所謂「無障礙城市」和「共融社會」的目的又是甚麼？聾人朋友辛苦爭取平等機會，就是為了達到這個一成不變的標準嗎？而聾人和弱聽朋友生來的宿命，是否就是要「打破」這個「障礙」？只有做得跟健聽人一樣，才算是「成功例子」？李菁短短一生，艱辛地掙扎成才，障礙她大部份都「打破了」、社會的標準也一一達到了，為何她仍陷於這樣的痛苦深淵？
可惜的是，李菁已無法再來跟我吃飯談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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